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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诗拯救者周梦蝶以诗征服生命的悲哀

2019-06-09 12:39:30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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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1日下午,中国台湾诗人周梦蝶因多重器官衰竭,在台湾病逝,享年94岁。1921年,周梦蝶出生于河南淅川县。1948年底渡海迁台,离开大陆时已育二男一女。1996年第一次回大陆探亲。在台湾文坛,周梦蝶有如苦行僧,他从军中写诗开始,1957年退役,1959年起在台北市武昌街一段七号“明星咖啡屋”门口摆书摊20年,孤独写诗半个世纪,38岁出版生平第一本诗集《孤独国》。他在《孤独国》首页写道:“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。”学者陈芳明认为,周梦蝶的诗歌延伸了中国禅诗的精神,将“意在言外”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,其诗集《孤独国》与《还魂草》,已是台湾现代诗的经典。

“周公”

台湾文化人将周梦蝶称为“周公”,这实在是一个很亲切幽默、并不唐突的称谓。历史上的周公,是中国文化史上创格的人物。所以孔子说:“甚矣吾衰也!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孔子把梦不见“周公”,视为自己精神衰退的象征。遥想那个救乱克殷、制礼作乐的古人周公,何其气象开张、精力弥满;而3000年后、瘦到不足80斤的“周公”,以一个退伍老兵的身份,在台北武昌街鬻书自活,弱似一根细小的芦苇,随时可以被时代的烈风吹折。然而,诗人仍是以类同于制礼、作乐的信念,平和怛恻、不疾不徐地,书写属于自己的圣经。其《九行》写道:“你底影子是弓,你以自己拉响自己。拉得很满,很满。”是的,影子可以是弓,那么,你不要怀疑一个守着书摊、形影相吊的静默老者,可能就是我们时代的圣人。

新诗拯救者

在新诗中,周公称得上是另类。中国的百年新诗史,多数时间乃是一种集体思潮狂飙突进的弥漫。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,新诗更多应用于运动的张扬、翻身的赞叹、领袖的崇拜;即使在朦胧诗及其后的时代,仍然承担着种种抱怨、反讽及不确定感的时代情绪。而中国古典诗歌的好处,岂是在于观点、情绪的唠叨?真实的诗道,难道不正在于将声音的书写,微妙地运用到日常生活,使人生际遇的片断,凝在精妙的形式里呼之欲出。一枚蛋挞的好处,在于它们的香气与体积,恰入其分地蜷于圆形锡纸里,可以轻巧地托于掌心,而摊蛋饼则近于粗俗。

坏的新诗人,不是从语言之美出发,他们毋宁是文字的改革者、政治的预言家和忧心忡忡的公知—是乱摊蛋饼的人。依我看,周梦蝶对于新诗的意义,恰如张若虚之于宫体诗。闻一多曾以夸饰的语气写道: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,是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拯救了宫体诗。我们是否可以说,周公梦蝶是新诗中的圣人,他是以更精致、更自律的新诗,拯救了新诗,使之不至于沦陷在一个破坏力与创造力皆过剩的、恣意妄为的世界。民国的娴雅与清新因此得以复活,在周公的诗里说出一些温柔的、似乎无意义的句子:“然而樱桃依然红著,芭蕉依然忧郁著—第几次呢?我在红与忧郁之间徘徊著。”(《徘徊》精彩文摘)

一门手艺

纪录片《化城再来人》里,我们看到周公怎样写作—这真是一种庄严的手艺。盛水、磨墨。呷笔、濡墨。对纸张的端详、剪裁。精严的正楷,精严到每一笔每一捺。写错了的字,比着尺子一线涂去。这难道不是极不经济的写作方式?然而,周公正是以极古典乃至于笨拙繁琐的方式,来对待写作:似在每个词汇的拣择与运用里,去嗅其中的香气,并和诸多神明相对越。周公的诗歌不仅仅是你所目击的成品,更是儿童般学习书写、遵从仪式的过程。

《风耳楼逸稿》里有一首《无题》,透露了神明对周公的耳语:“这是我给你的幸福里的幸福,一滴一滴慢慢慢慢儿啜饮,且莫在一夜里一口气把它吞尽。”这里,周公连续用了四个“慢”字,将你延入他所领略的上帝恩赐的秩序里去。这的确是制礼作乐的“时之圣”的创作。因为他并不扭曲世界的面目,并不吓唬你、指导你,却给你展示了人类固有的另一种气象与威仪。在武昌街,在明星咖啡馆,乃至在新店溪边的医院,有这样一个人,背对万丈红尘,不可思议地温吞书写,以之为人世间的修行,使世界有了重重绽放的精致:“谁能使已成熟的稻穗不低垂,谁能使鸡鸭不八卦,使草不千里,而啄木鸟的手,不打贾岛月下的门?”(《九行二首》)

思无邪

周公何其幸运。因他不必是艾青、臧克家,亦不必是余光中、南怀瑾。总之,他不必去承担与解释一个百年来的、纠结于意义和概念上的中国。这个中国,已被形形色色的哲学、主义、观念、演说所包围,或污染。周公的写作生涯,似与种种观念交涉而不沉陷。他是修行而不求超越,冥想而不期证道。亦如一个不求结果的恋爱者,常葆有一种敏感与羞怯的神情,并不将自己推纳一种固有的格局中。

是的,他曾向余光中学新诗,曾向南怀瑾学禅,然其诗与信并不沾染学者与说教者的气味,别有一种灵动朴质的信念:“不信先有李白而后有黄河之水。不信菊花只为渊明一人开?风从思无邪那边,步亦步趋亦趋的吹过来。”这种神情,也是中国现当代诗歌里少有的不慌不忙的神情。在苏轼与姜白石的词与信札里,我们很可以感受这种风范。白石道人在其诗集自叙中说:“余之诗,余之诗耳。穷居而野处,用是陶写寂寞则可。必欲其步武作者,以钓能诗声,不惟不可,亦不敢。”周公则在致友人信中这样写道:“愿黑夜,你永远不要醒转:好让我在你的影里埋藏我的羞惭。”(《葫芦帖:谢章甫》)

书信

说到书信。周公的书信着实好看。看看三卷的周梦蝶诗文集便知道,他将更多时间与心思,用在了拉拉杂杂的友人书信上。而信里的絮叨,仍是第一流诗意的语言。写不够,还要附言缕述之。我一向以为中国的诗歌,最坚实和深沉的母本便是尺牍:写给亲朋僚友的、呈给皇帝的、或是和古人神交。所谓“有所为而作”。并不存在一种专业的、面向“读者市场”与“国际诗歌界”的诗歌写作。

至于从不与人通信的诗人,我实在不太能想象这一型人的存在。现代社会的公知据说已不太和人写信,只动不动在微博上把对手与陌生人拉黑—这或者是络世界越来越少诗意的原因之一。录一段周公的《答王绿华》:“三年不见,你确是变了不少。第一,脸庞儿变圆了;腰身也较往时悄悄放大了小半圈,正如谁说的:在清纤与清腴之间。此外,我从来没有见你笑得如此妖娆如此溜,如此有亮度,有弧度,有湿度,有黏度;且善用鼻音,尤其在想笑不敢笑,要忍又忍不住的时候。”大概周公的日子是清寂的,而在书信中,便有格外丰沛细腻的,对人间世的锐敏观察和深情讲述。

最有周公风格的诗歌片断,或当属《善哉十行》的末三句:“若欲相见,只须于悄无人处呼名,乃至只须于心头一跳一热,微微微微微微一热一跳一热。”这难道不是一个世间最执着、最耐心的书信爱好者的独白吗?诗家用情若此,才够资格来写不讲韵律的新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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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文化责编:赵雅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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